神州古典目录学体系探微,中华夏儿女民共和国

日期:2019-11-16编辑作者:www.67777.com

中国古典目录学源远流长,早在殷商时期,古人对甲骨文献进行管理,目录工作便开始萌芽;春秋时代,孔子整理古籍所采用的许多目录方式,成为古典目录工作的雏形;到汉代,刘向、刘歆编撰出我国第一部系统目录——看做一个相互对应的有机整体,将阴阳引申为宇宙万物生成变化的两个基本原理,由阴阳派生出五行,并相生相克,循环往复,成为具有活力的整体关联的自然现象和生机模型。董仲舒的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理论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备受推崇。刘向、刘歆生活在儒家已真正取得一尊地位的元帝、成帝时代,对董仲舒尤为崇拜,父子俩都通达阴阳五行说,他们的认识方式和思维方式都自觉与不自觉地被框定在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理论的模式中。“思维方式是一切文化的主体设计者和承担者。”[2]刘氏父子正是在“天人合一”的固定思维模式指导下,怀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抱负,来设计、完成《七略》这一巨大工程的。

目录之学,在我国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撰成《七略》,奠定了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发展基础。自此以后,历朝历代又相继出现多种撰著和著名的目录学家。但随着西方目录学的引进,中国传统目录学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地位,而代之以书目情报服务、书目控制论或文献控制论[1]……。如今人们在探讨现代文化环境下的中国古籍整理工作时,不得不再次将理性和思辨的目光转向中国古典目录学,因为中国古典目录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丰硕的成果,更重要的是,中国古典目录学研究体系的博大精深和期间涌现出的杰出目录学家们的惊人成就不得不让后来者折服,今天它仍然是我们宝贵的思想财富。

首先,《七略》所创立的系统分类目录体系,符合“天人合一”的整体观、系统观。“天人合一”观用直觉、类推的思维方式,把万事万物都看成是与天地相对应的周而夏始的整体。凡整体都是系统,并且根据“天人一体”、“万物一理”的原则,大系统包含小系统,大小系统都“一理”。刘氏父子根据这一系统观,把全国范围内所有的文化典籍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先将全国重要文籍尽量搜求、采集一起.经过全面校定考察、清理总结、整合评判,再按其内容、形式分门别类地进行条别,以组织起一个严密而系统的分类目录。“《七略》的第三辑略是各类小序的总汇。”的总汇,”一篇即六篇之总最。实际上,他们把整个图书系统分成六大类,大类为“略”,大类以下分38小类,小类叫“种”。大类中所包含的小类最多的不超过十,最少的不少于四。从目录形式上,由小而大,均衡对称,有限中包含着无限,在内容上,首列儒家六经并以为先,前三大类:六艺略、诸子略,专录意识形态方面的文籍,后三大类: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专录科学技术及其经济基础方面的文籍,而且将著录、叙录、小序等多种书目方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以《易经》为纲、以儒家哲学思想为准绳,使纵的方面层层递进,横的方面相互关联,在“略”与“略”之间,“种”与“种”之间形成一种绳贯珠联、会通和合的结构关系,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用以全面反映出当时的学术思想流派和科学技术水平。《七略》所创立的这种系统类分图书的思维方式一直作为传统被沿袭下来。

1989年,有人将中国目录学传统概括为强调学术价值、重视教育作用、注意理论研究、忽略情报职能4个方面,但这更像是在概括古典目录学的特点,而不是在表述一般意义上的目录学传统。对中国目录学传统的语焉不详或详而不类,使我们认为对它有进行重新探讨的必要[2]。

其次,《七略》的分类体例完全是阴阳五行模式的套置。由于“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点,把天和人看作具有统一法则和变化节奏的有机整体,因而,无论天上地下,身内身外,万事万物都在阴阳五行模式中去推论。《七略》将儒家经典及其传、注、解说之著作,置于群书之首,且是最高位置,是整体的化身,有“天地”之意。天发其阳,地发其阴,阴阳化合产生五行,由六艺而派生群籍,便在六艺略之下将图书分成五大类。在六艺略内部,六经中又以《易经》为五经的根源。《易经》是专讲乾坤、宇宙变化之道的,是儒家理论的哲学基础,因而由它派生出五经。五经代表着五常之道,即仁、义、礼、智、信,故六艺略小序说:“盖五常之道”,“与天地为终始”。“天人合一”观认为乾坤按照周而复始的循环轨道在变化,刘氏父子认为五经相对变化而起不同的作用:“世有改变,犹五行之更用事焉”。五行源于阴阳而相生相克,五经源于易经并相需而备。虽然以后的图书七分法、四部分类法没有明显地套用阴阳五行模式,但“天人合一”的意识模型,类目之间派生、演变、类推的思维方式始终是古典目录学分类目录体系的哲学思维特征。

一、 中国古典目录学的产生与发展

“经世致用”:古典目录学的价值取向

目录学的历史相当悠久,汉魏六朝时期关于目录的编撰和目录的研究就形成了一门学问,当时称之为“流略”之学。唐宋时期,随着书目工作实践的发展,开始了比较系统的目录学理论研究,《隋书.经籍志序》、《古今书录序》和《通志校雠略》是这一时期重要的目录学理论著作,反映了唐宋目录学的理论水平。“目录之学”一词在北宋文献中的出现,说明这门学科已为当时的学者们所重视,并在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影响。清代是我国目录学发展的强盛时期,书目类型日益增多,体例更加完善,目录学作为读书的门径和治学的工具受到整个学术界的重视,形成了以考辨真伪、是正文字为主要内容的校雠目录学派;以鉴别旧刊、别择真膺为主的版本目录学派和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重在探讨书目义例的目录学派[3]。

“任何一部目录都是编制主体对客观对象理解认识的结果,理解、认识的过程都不能游离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学术主张种种因素的制约”[3]古典目录学是从儒学理论中孕育产生的,一开始就奠定了它“经世致用”的价值观,强调目录的社会功用,强调目录的教化作用,成为古典目录学的传统。从《七略》到《四库全书总目》,在各个古典目录著作中,所蕴藏着的深层次的精神境界则是“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密切配合当时的政治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正如魏征在《隋书·经籍志》总序中所言:“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术数,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

1、中国古典目录学的起源。我国古代把目录学、版本学和校雠学三者融为一体的学问开创于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父子。刘氏父子整理群书,广泛搜集各种本子,把同一种书的不同的本子进行校雠,缮写出比较完备的本子,同时撰写叙录,然后编纂出群书的分类目录,以揭示学术源流,并供查考之用。刘氏父子所做的工作,就是古典目录学最基础的研究工作。后人或以广义的“校雠学”来概括刘氏父子所开创的学问,也就是说,把目录、版本、校雠三者统统塞进“校雠学”的大口袋中。于是,校雠学几乎成了古典目录学的代名词。目录在我国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上曾经出现过各种不同的称谓。如“录”,刘向的《别录》;“略”,刘歆的《七略》;“艺文志”,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经籍志”,魏征等编的《隋书.经籍志》;“志”,王俭的《七志》;“簿”,荀勖的《晋中经簿》;“书目”,李充的《晋元帝四部书目》;“书录”,如《古今书录》;“解题”,如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考”,《文献通考.经籍考》;“记”,钱曾的《读书敏求记》;“提要”,纪晓岚等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关于目录的名称几乎是五花八门,各不相同,但其实质都是指目录。

作为统治工具,首先,古典目录一直以儒家经典为独尊。在《七略》中,以纪儒家经典的六艺略为群书之首,诸子略中又以儒家为各家之先,正符合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定儒学于一尊的文化教育政策。而在后来名符其实的图书七分法中,如王俭的《七志》、阮孝绪的《七录》,儒家经典仍立于首位。唐魏征撰《隋书·经籍志》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经部的分类次序为:易、书、诗、礼、乐、春秋……,仍然祟尚六经,奉为指南。在子部中,列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儒家仍列为先。无论是六分法、七分法,还是四分法,也无论名称有怎样的变异,儒家经典始终占据首位。不仅如此,还对所谓“离经畔道,颠倒是非者,抨击必严;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极力排除异端思想,维护儒学的统治地位。

2、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发展。萌芽时期。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发展,起源于图书的产生。因而我们认为,这一时期是从远古到秦朝的这一段时期,以刘向刘歆编撰《别录》和《七略》为界。很显然,古典目录学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产物。发展时期——西汉至宋朝时期。目录学正式产生于汉代。这时儒家文献的经典地位已经确立,学术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加上文献由官守至民间再由官方收集的演进,使文献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由此而正式编纂了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目录——《别录》和分类目录——《七略》。《别录》、《七略》以及据此删简而成的《汉书·艺文志》等目录不仅仅是在整理文献,而且也是在由整理文献而整理学术。这一主题形成了古典目录学的努力方向,而古典目录学也就随着这些目录范式的出现而产生。鼎盛时期——元明清时期。宋朝以来目录之学才第一次出现,到了清朝,随着当时学术的兴盛,又经一批著名学者如金榜、王鸣盛、姚振宗、朱一新等人的大力倡导,使目录学一度成了“显学”。尽管中国古典时期的目录学著作甚丰,但能够称得上目录学理论研究著作的还只有宋朝郑樵的《通志校雠略》和清章学诚的《校雠通义》。章学诚提出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成为总结我国古代目录学优良传统的精华,后世学者们有关目录学的著述,均受到他提出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思想的深刻影响。因此,后人称中国古典目录学经宋代史学家郑樵和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等人的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核心的中国古典目录学理论体系,使古典目录学研究呈现繁荣局面。

其次,古典目录一直以封建道德为规范。古代目录学家刘向、刘歆、班固、郑樵、纪昀等等都是“贯彻儒籍、旁通百家”的大学士,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和坚强信念,并能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从事于艰巨而又复杂的校书编目工作。他们以儒家道德规范自己的行为,并将儒家“重义轻利”、“实事求是”等道德观熔铸在其目录著作中。

失去“显学”地位的退守时期。近、现代社会,随着中国文化的变迁,新的图书文献快速增长,传统的古籍文献已由泱泱大国沦为了沧海一粟,以古典文献为依托、注重文献整理的古典目录学不得不因固守一角的古籍而退守,由于文献环境的改变,古典目录学失去了那种“显学”的风光。从自身因素看,则是其反映的思想意识的落后,特别是目录学研究的重藏轻用、重分类轻编目,重揭示馆藏,轻图书利用的结果,最关键的是古典目录学在面临新的发展机遇时缺乏创新精神,使其最终在西方目录学思想和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及洋为中用思想的冲击下,退居守势。但分别承载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两部分书籍的差异如此巨大,因此在对中国古籍文献分类编目具有指导意义的学说领域里,西方目录学要完全代替中国古典目录学是不可能的,至今古典目录学仍以顽强的生命力固守在这一领域里并占据着重要位置。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理应与现代文化整合,纳入中国文化新的整体架构之中,随之产生新的中国目录学体系,但这需要长时间的磨合。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重义轻利”道德观,体现于古典目录为“重道轻器”。形而上之“道”是精神的,指目录的文化品格;形而下之“器”是物质的,指目录的著录形式。清代著名目录学家章学诚指出了道器之间的辩证关系:“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道因器而显,不因人而名”,“道离于器”。道与器是相辅相成的,但由于古典目录学把申明儒家大道看作是至高无上的理想,因而特别看重因器而显的“道”,载道的 “器”反而受到轻视;特别重视目录中的类序、叙录、解题,而“活页编次之道,检字引得之术,编号插架之方,皆素不讲究”[4]。对此,先生曾论述说:“则凡目录不著解题但记书名者,故薄其浑漫,视为无是重轻;即有解题者,若其识解不深,则为美犹有憾。盖王俭之志,惟详于撰人事迹,于旨归讹谬,少所发明,阮氏《七录》,或亦同之。故虽号博览之士,卒难辞浅薄之讥,观其一则曰“于作者之义,无所论辩”,再则曰“不述作者之意,未为典则”,则知凡目录之书,实则兼学术之史,帐薄式之目录,盖所不取也。[5]由于对“器”的轻视,古典目录学本身很少有所创新和发展,千百年来总脱不出旧的窠臼,古典目录学也很少有系统的理论。

二、中国古典目录学的主要贡献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古典目录学的根本宗旨

1、大量目录学著作的出版,为近现代的目录学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基础。西汉哀帝时期,刘歆继承其父刘向遗志,利用天禄阁的政府藏书编成了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该书依书的内容性质,将书分为六略三十八种,著录603家,共13219卷。《七略》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开创之功,它在校勘整理文化古籍的基础上创立了撰写叙录、总序、大序、小序等方法。它著录了数以万卷计的图书,实际上是一部古代文化史。此书虽然早已亡佚,但其基本内容却在《汉书·艺文志》中被保存下来。

先生曾对中国古典目录学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他认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古典目录学的精华,是《七略)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他在修改《校雠通义》卷首时,开宗明义指出:“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道术精徽,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先生也说:“盖吾国从来之目录学.其意义皆在‘辨章学术,考镜探流’,所由与藏书之薄藉、自名赏鉴,图书之编目仅便检查者异也。”[6]可见,中国古典目录学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最高境界,“以能叙学术源流者为正宗。”它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著录历代典籍的存与亡,而着重于反映历代学术发展、演变的状况,叙列学术发展的脉络、源流,评价人品、学术之优劣、短长,即以目录为认识对象,以文献整理为中心来辨考学术源流。

《汉书·艺文志》是东汉明帝时期由班固修撰。此书保留了《七略》中六略三十八种的分类体系,删除辑略,把辑略中总序列于六略之前,大、小序列于六略及三十八种之后。各类著录的书籍基本上保留《七略》原貌,增加了《七略》完成后的刘向、杨雄、杜林三家在西汉末年所写成的著作。凡著录上的删移、补充,分类上的合并、改移、班固均在自注中的注明“出”、“省”、“入”若干家、若干篇,以示更改之处。《汉书·艺文志》开创了根据官修目录编制正史艺术志的先例。此后大部分官修正史中均有艺文志或经籍志。

首先,古典目录采用分类目录体系,使中国文化古籍得到比较系统的按类记录,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设置了一条清晰的线索。郑樵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类例可以明书,明学术。特别是古典目录学系统分类的结构体系是在派生、演化、联系的思维方式指导下形成的,“一个由层层辐射、相互联系的类目组成的系统目录的结构体系,它本身也就在某种程度上表述了类目之间派生、演化、联系的线索,这事实上也就是对学术发展源流演变的清理与条别,通过它,人们自然也就可以概略了解学术发展的线索。”[7]先生对系统分类目录形式在讲章学术源流中所起的作旧也肯定说:“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家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8]

魏晋南北朝有许多重要的目录学家和目录学著作。《晋中书籍》是古代图书分类体系的一次变革,较好地反映了从汉至晋三百余年的学术发展状况,开创了四部分类法的道路。

其次,古典目录的叙录、类序、提要等目录方式,发挥了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特殊功能。刘向、刘歆校书,每书都“撮其旨意编有学术之叙录,介绍作者生平及图书内容,评价学术价值及兼述学术之源流。“使百代之下,读者其书者想见其为人,高者可以闻风而起,次者神与古会,凡其人身世所接触,怀抱之所寄托,学者观叙录而已得其大概,而后还考之于其书,则其意志之所在,出于语言文字之表者,有以窥见其深斯附会之说,影响之谈,无自而生,然后可与知人论世矣。”[9]每类之下撰有小序,除叙述一类图书之大意外,还追溯各家之由来,以示其起源。如“诸子略“各类小序说: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法家出于理官等等;还评价学术得失利弊,如“诗类”小序评鲁、齐、燕三家诗:“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己,鲁最为近之。”《四库全书总目》则开卷有《凡例》20则,总述编纂宗旨、原则,并在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有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这些不同的书目方式,都从不同角度来描述各家学术源流演变的状况,说明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并评价各书在演变过程中的价值和位置,真正起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

《隋书·经籍志》是我国现存最古的第二部史志目录,唐朝魏征等撰。它继承四部分类体系,并在历史上第一次以经、史、子、集类目名称,概括各部所包括的书的内容性质。对后来公、私家目录学的修撰产生直接影响。唐代编撰的目录学重要著作还有《群书四部录》和《古今书录》。

再者,互著别裁法的运用,更能发挥“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功用,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互著别裁法都是在分类著录中,遇到“理有互通,书有两用”的时候,在两个类目中“兼收并载”。互著别裁法从分析书目的内容入手,进而追溯文化的成长、演变,并多渠道地反映出来,使书目更能“穷源至委,竟其流别”。它是图书著录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在我国古典目录著作中早已运用,这一先进方法,在当代目录学中仍有很高的利用价值。

宋元时期有许多重要的目录著作。择其要者有《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通志·校雠略》、《文献通考·经籍考》等。

正是由于古典目录学始终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作为根本宗旨,使它与我国古代学术史、文化史融为一体,密不可分,因而具有永恒的学术价值、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

明清时代私家藏书目录很多,并出现了许多专科目录、版本目录等。明代较著名的私家目录有高儒的《百川书志》20卷,晁瑮的《晁氏宝文堂书目》三卷,周弘祖的《古今书刻》二卷,明清之际钱谦益的《绛云楼书目》等。钱曾的《读书敏求记》是我国第一部研究版本目录的专书。书中提出从版式、行款、字体、刀刻和纸墨的颜色定雕印的年代,从祖本、子本、原版、修版来定版本的价值,很有见地。在中国古代目录学著作中,最值一提的是清代中叶由清廷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该书收入《四库全书》的古籍3461种,79309卷,以及未收入《四库全书》的存目6793种、93550卷。基本上包括了清代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著作。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编排,每部有大序,统分44类,类有小序,其中一些较复杂的类又分子目,即第三位类,共有子目67个。凡类目、子目中著录的图书在需要说明源流以及归入这一类的理由的地方,则另加按语,“以明变通之由”。

[作者简介]益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湖南·益阳,413049)

2、创造了七分法和四分法等图书分类体系,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我国古代目录学的分类法主要是七略和四部两大体系。“七略”是汉代刘歆所创而见于《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辑略是提要汇集,实际为六大类。六艺略包括后世四分法里的经部、史部;诸子略即子部,兵书略和术数略可归为子部;诗赋略即后来的集部。方技略则主要包括医方医技,后世亦划归子部。

四部分类法是由西晋荀勖《晋中经簿》所创,它以甲、乙、丙、丁四部分别代表经、子、史、集,到东晋李充撰《晋元帝四部总目》易乙部为史部,易丙部为子部,四部按经、史、子、集排列。从此,这种分类法便成为官修书目的唯一分类方法。经部主要是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谷梁传、公羊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十三经以及解经的书和小学;史部主要是纪传体正史及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史书、野史,它如地理、目录、考古、诏令、奏仪等也列入史部;子部指古今诸子,包括《汉书·艺文志》的“十家”以及佛、道、兵书、数书、方技、阴阳、五行等;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论等。

除上述两种主要分类法之外,还有九分法、十二部分类法等,但都是大同小异,影响很小。上述分类法对我国后来编制新的图书分类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完善后续图书分类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中国古典目录学研究的启示

1、中国古典目录学的核心思想仍然是现在目录学研究的核心和重点。尽管中国古典目录学存在着重藏轻用、重分类而轻编目,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轻检索利用,但是指导中国古典目录学的核心思想的理论基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正是在揭示图书的基础上引导治学、促进学术研究的开展,这一目的无疑是与我们现今研究的目录学思想是不谋而合的,因为文献内容的揭示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文献,其根本目的就是为学术科研服务。

2、目录工作实践仍然是当代目录学发展的基础。我国的古典目录学是伴随着《别录》、《七略》、《汉书·艺文志》等几部著名的群书目录的撰著而兴起的,它有极丰富的目录工作实践,这也是我国古典目录学之所以能够发展并且取得丰硕成果的重要源泉。当代的目录学自然也继承了刘向、刘歆、章学诚等我国古典目录学家的优秀传统和卓越的目录学研究成果而得以发展。在当前网络环境和数字化资源异军突起,网络信息资源编目和元数据研究正成为热点的情况下,当代的目录学研究必须始终以目录工作实践为基础,以其服务的领域和学科为对象,把目录学理论研究和目录工作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3、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中国古典目录学之所以繁荣的重要文化环境。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发展,不仅仅是创立了四分法、七分法等一系列开目录学研究先河的分类思想,更重要的是对这些分类体系和分类方法的探究并不是某些人的专利,更不是权威人物所能说了算的,任何对目录之学有所研究的学者都在目录学研究领域作出了出色的成就,目录学著作和目录学家如群星灿烂,绚丽多姿,这也是目录之学宽容地提供了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的结果,不迷信权威的大胆创新精神使得目录学的发展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4、必须加强同其他学科的横向联系与合作。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发展,文献激增和不同类型和表现形式的文献数量增加是其根本原因,目录学实践力度加大是其动力,而历史学、文献学、版本学等在目录学实践中的贡献更是人所共知,一些著名的目录学家也都是著名的史学家。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发展,离不开其它学科的学术成果和理论研究的支持,更离不开其它学科著名学者的参与。可见,学科的发展需要利用其它学科的互动和借助不同学科间的联系使得这个学科的发展有一个良好的氛围,现代的学科群建设正是吸取了学科互动和紧密联系、互相促进的精髓。现代目录学和情报学、图书分类、文献学、情报检索学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也不可能完全割裂彼此的联系。因此,把当代目录学置身于整个知识分类体系中,加强同其他学科的联系与合作,是当代目录学研究和目录学工作者都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

注释:

[1]雷树德:《文献、地方文献、地方文献学论考》,《津图学刊》,1997年第3期。

[2]王心裁:《试论中国目录学传统》,《大学图书馆学报》,2000年第3期。

[3]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目录学概论编写组:《目录学概论》,中华书局1982年版。

[作者简介]张开选,山东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学和情报学。1999年第1期 山东大学图书馆,山东济南250100

本文由www.67777.com发布于www.67777.com,转载请注明出处:神州古典目录学体系探微,中华夏儿女民共和国

关键词: www.67777.co

玉帝手下的神仙被一位凡间凡人悉知命运,西游

袁守诚何许人也?读过西游记故事的人都知道,泾河龙王赌雨被杀的事,而这个提前测算出结果的市井卦摊先生就是袁...

详细>>

西游记中最厉害的汉怀帝是什么人,中年老年龙

看过《西游记》的同伴都知情,在那之中有叁个小人物,叫袁守城,因算卦特别准,使这时候泾河的鱼都快被抓光了...

详细>>

为何能知玉帝谕旨,原因是什么

西游中六柱预测先生袁守诚,是三个低于菩提祖师、乌巢禅师的机密人物。对取经工程来讲,他更是叁个器重的关键...

详细>>

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士兵为什么不带头盔呢www.677

兵马俑从身份上区分,首要有士兵与军吏两大类,军吏又有最少、中级、高端之别。平时士兵不戴冠,而军吏戴冠,...

详细>>